学会评判

当成人对孩子的需求、快乐和好奇心表现得无动于衷时，孩子们常常会备受打击并感到无能为力。他们对此可能做出的选择包括抵制这些强有力的威胁或是顺从他们。而实际上，并没有人真的打算这样来伤害我们。不管怎样，孩子们从父母那里学会责备和评判。成年人常常用手指指着儿童的鼻子警告他们，并试着教会他们，他们的坏行为意味着什么。父母伸出的手指，显示出了他们对于儿童的异常行为感到多么绝望。

另一个让儿童感到无能为力的例子就是抚拍头部。一些人由于孩童时的体验，至今仍然不能容忍别人拍自己的头。头部是一个非常脆弱的部位，而一些成人在拍孩子头部的时候如此用力，从没想过这会是怎样一种感受。对于孩子来说，被人拍头部可能并不是爱和赞同的表现，而更像是贬低和轻蔑。

混淆的信息

即便感到无能为力，我们仍然可以获得一些信息，让自己通过体验到责任、顺从、成就和职责的感觉来证实自己的有生力量。而对于那些没有感觉到任何个人力量的孩子来说，这些无疑都是沉重的负担。由于这种矛盾的信息，我们发展出了对自己的令人沮丧的看法。过去由成人无意识地通过爱抚所教会的东西，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对自己的分裂的期望。

要想达到表里一致的沟通，我们的爱必须发自对人类自我价值感的尊重。如果家长决定成为他们孩子生活的中心，并放弃一切来和他们在一起，结果可能会导致一种情感上的窒息状态。那些被封闭着，每天接收这种混合信息的孩子需要非常努力才能说出：“我爱你，妈妈，爸爸。”由于被不一致的沟通所包围，对他们来说，爱和亲密感变得等同于错误。这种情境同样会导致低自尊。

生存姿态如何保护我们

我们的大部分沟通都是在努力保护我们自己。在学龄前，我们就通过人际互动和阐释学会了这些沟通方式，尽管没有人有意让这些互动和阐释发生。这些具有生存意义的沟通方式，是在不了解任何其他生存方式的基础之上形成的。很多人会告诉我们，袒露感受会使自己陷入被攻击的危险。而不幸的是，不能表现自己的任何感觉，同样也暴露了他们可能存在的健康问题。

人类的身体总是力图维持某种平衡。问题在于，在这一过程中是否有某种事物一直在承受痛苦。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同样可以在路板上维持平衡，只要胖子更移向中点，而瘦子移向尾端。这样，当他们一上一下地进行游戏时，胖子的上下位移较小，而瘦子则产生巨大的起伏。而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的交易。

处于自我表达和自我压抑之间的生存姿态，也像是一种不安全的平衡。自我表达指向完善的健康目标。我们的准则和信念——那些“应该”和“不应该”却通过限制自己的感觉和言语起着反作用。

这些限制之一，就是我们必须去看和听那些“应该”存在，而不是实际上存在的事物。我们同样也约束自己不去争取我们想要得到的，不要代表自己去冒险，不要说我们想到和感受到的，而是说我们认为自己应该说的。体验我们所体验到的，这是一种自由，而体验我们“应该”体验到的，则变成了一种强迫。

"我不能感受我所感受到的"同样是一个基本的限制，它是对我们感受并表达自己的所有限制和规则的基础。我们从这里开始了自我谴责。这种限制可能起源于我们还处于襁褓之中的时候。之后，它以四种生存姿态的形式出现，所有这些姿态都传达了另一条自我诅咒的预言：“我无法成为自己的决策者。”

萨提亚的"五种自由"表达了积极利用我们自身的资源，创造性地进行选择的机会和可能性：

五种自由

自由地去看和听存在于这里的一切，

而不是那些应该存在、过去存在或是将要存在的；

自由地去表达你的感受和想法，而不是表达那些你应该表达的；

自由地去感受你所感受到的，而不是感受那些你应该感受的；

自由地去要求你想要的，而不是永远等待许可；

自由地代表自己去冒险，而不是仅仅选择“安全”和不捣乱。

沟通方式只是我们过去生活经验的冰山一角，而这是一个充满了可怕认定、自动化和习惯化的过去。我们需要帮助人们开始意识到有这样一个领域，在这个领域内，从很久以前，他们就将自我放在了自动驾驶的位置上。如果代表自己的意愿去尝试冒险，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建构起自由。但是我们常常会乐于在不自由的状态下，让他人来为我们做出决策和指出方向。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稳定和安全。正是这种压力使大多数的人禁锢在他们的生存姿态当中，而不再对此进行思考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也许愿意通过其他方式来让自己感到舒适。毒品、酒精、疾病以及循规蹈矩都属于功能不良的应对方式。它们是为了寻求某种解脱和关注而做出的努力。我们当中很多人转而寻求上述这些方式或是类似的外部满足，以此来迎合我们未实现的需求和企盼。

不可思议的想法和逃避式的幻想，就是我们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其他方式。我们设想如果离开我们的家庭、工作或社会，事情就会变得美好了："如果我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，生活就会变好了。"或者"如果我可以进入另一个环境，生活就会改善。绝对有一个地方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。”

出走的青少年已经不只限于幻想了。他们中很多人离家去寻求那些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。很多丈夫和妻子也彼此逃离：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在工作上，并尽可能少地待在一起。他们将工作变成了另一种逃避的方式。

那些应对方式存在问题的人，常常会因为缺乏自我价值感而遇到困难。而他们认为是不幸的根源的问题通常并不是关键所在。相反，如何应对才是最困难的地方。

萨提亚将家庭成员的症状看做是成长的努力和一种警示信号：“我活不下去了。”表达这种生存呼声的另一方式是：“我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、拥有爱的人。”

循着这些线索，治疗师常常可以看到愤怒、惩罚性的父亲与他们处于青春期的儿子一同走进治疗室。儿子同样具有惩罚性和报复心。我们将着重关注这些人各自的失望、疏远、脆弱以及不被爱的感受。相对于处理那些有关报复的话题，我们更应该探讨如何帮助他们了解彼此的感受，并在此基础上搭建相互沟通的桥梁。尽管不能很快构建起来访者的自尊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将注意重点放在有助于他们构建自尊的方面，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认真审视每一个入的真实意图，而不是他们所表现出的反应性行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