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母拼尽全力 孩子却哭诉空虚 过度保护剥夺幸福感 无私与自私 选择越少,焦虑越少,安全感越多
作为一名妈妈,我很想做对。但是什么才是“对”呢?带着这个问题,我走进书店,立马眼花缭乱:布莱泽顿、斯波克,还是希尔斯?幼儿中心派、家长中心派,还是合作派?……我到底该追随哪种理论?
好消息是,至少在英国著名儿科医生、儿童精神学家唐纳德·威尼康特看来,要养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,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妈咪。用他的话说,只须当一个“过得去的妈妈”就好了。
而作为心理治疗医生,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病人的父母,提供一种“矫正性情感经验”,让他们无意中将早期的被伤害感觉移情到我们身上,然后给出不同的回应——与他们童年期所得到的相比,更加体贴、更具共情的回应。
至少理论上是这样。然后我开始接待病人。
我被难住了。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、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、爱贬低人、杂乱无章的照料者,问题出在哪里?
当我试图弄明白时,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: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。我的沙发上坐满了二三十岁的成年人,自述患上忧郁和焦虑,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令人满足的职业走向,不能维持良好的“亲密”关系,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——但他们的爹妈无可指摘。
恰恰相反,这些病人都说到他们是多么“崇拜”父母,说父母是自己在这世上“最贴心的朋友”,从来都是有求必应,甚至出钱让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(当然也在替他们付房租和汽车保险),这让他们既愧疚又困惑。毕竟,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无可抱怨!
起初我很怀疑这些人的陈述。童年一般都不完美,那么,如果他们的童年很完美,为何会如此迷茫、不自信?这跟我学过的知识背道而驰。
但相处一段时间后,我开始相信他们并无粉饰或曲解。他们真的拥有关爱备至的父母,给他们“发现自己”的自由,鼓励他们想做什么都行,接送他们上学放学,陪他们做作业,当他们在学校受欺凌或孤立时出手相助,在他们为数学发愁时及时请家教,看到他们对吉他表现出一丝兴趣就掏钱让他们上音乐课(丧失兴趣时又允许他们放弃),当他们违规时跟他们谈心,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惩罚(运用“逻辑后果”来替代惩罚)。
直到有一天,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: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?
是啊,我,还有无数同样的人,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,就是为了今后我们的孩子不至于沦落到心理医生的沙发上,而我正在目睹这种养育手段的血肉后果。为了给孩子提供正确的养育,我们拼尽全力、精疲力竭,而他们长大之后却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,诉说他们感觉空虚、迷惑、焦虑。
如今,光是幸福还不够,你得更幸福。美国梦以及对幸福的追求已经从“寻求大致满足”变异为“你必须任何时候、各个方面都幸福”。“我幸福,”格雷琴·鲁宾在畅销书《幸福工程》中写道:“但我还应该更幸福。”这种追寻已经风靡全美,变成一场举国运动。
那她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?鲁宾也不确定。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:拥有绝佳的父母,“高大、黝黑、英俊”(并富有)的丈夫,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,一大帮朋友,在上东区买了豪宅,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业……尽管如此,鲁宾仍不满意,“似乎缺了点什么”。为了消解“忧郁、不安、低落和四散的内疚”,她开始了一段“幸福旅程”:列出行动清单,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,不断收拾衣橱。
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,鲁宾承认她仍在挣扎。她写道:“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让自己更不幸福了。”接着她揭示了所谓“成年的奥秘”之一:“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。”
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说法。“幸福作为生活的副产品,是很棒的一个东西,”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·施瓦兹说,“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,只会导致灾难。”而现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个目标,却适得其反。
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·波恩说,答案可能是肯定的。在临床实践中,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适、焦虑或者失望。当孩子长大,面对正常的挫折,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。他说:当学步儿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到,刚刚倒地,还没来得及哭呢,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,抱起孩子,开始安慰。这事实上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——不仅在游乐场,而且在生活中。
这让我回忆起自己当儿子在沙坑里摔倒时一个箭步冲上前。回忆起儿子四岁时,我一个朋友死于癌症,我当时第一想法是:不能告诉他。毕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(有次他注意到她戴着顶头巾,问我她是不是正统派犹太教徒,我胆怯地说“不是,她就是喜欢头巾”。)我知道他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不再去探望她了,但我读过的所有育儿书都说,得知亲友的死讯对于孩子来说太可怕了,所以,在不说谎的情况下(我们这些明理的、体贴的家长可不能对孩子撒谎啊),我只好给这个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层保护衣,同时知道这层保护衣挡不住儿子那折磨人的“为什么”。
最终,我把真相告诉了儿子。他问了很多问题,但并未因为震惊而昏倒。总之,用波恩的话说,我对儿子的信任让他更加信任我,并最终更有安全感。通过告知他这件事,我传达了一个信息: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,而我会在一旁帮助他度过难关。如果不告诉他,则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:我觉得他处理不了难受。而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隐含的方式向孩子传达的信息。
哈佛大学讲师、儿童心理学家丹·肯德隆表示,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,就无法发展“心理上的免疫力”。
“这就像身体免疫系统发育的过程,”他解释说,“你得让孩子接触病原体,不然身体不知如何应对进攻。孩子也需要接触挫折、失败和挣扎。我认识这样的父母:一旦孩子没有入选棒球队或者在全校演出里获得角色,他们就给学校打电话抱怨。还有一个孩子,说他不喜欢跟他一起乘车上学的另外一个孩子,而父母没有让孩子学会如何容忍他人,却干脆亲自开车送孩子上学。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没有体验过任何困苦。所谓文明,就是学会适应不够完美的情况,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,为孩子铺平道路。”
洛杉矶临床心理师温迪·莫格尔,10年前出版了《放下孩子》一书后,成为美国多所学校的顾问。她告诉我,过去几年间,大学招生部主任们汇报,现在“茶杯”式新生越来越多———他们是如此脆弱,稍稍碰壁,就有可能碎掉。“父母出于好意,在其整个童年期替他们消化掉了所有的忧虑,”莫格尔评论说,“结果他们长大后不知如何面对挫折。”
一个莫大的“如果”。布卢姆相信,我们很多人根本舍不得孩子离开,因为我们依赖他们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。不错,我们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时间、精力和财富,但那是为了谁?
“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,并认为这是最佳育儿之道,”布卢姆说着叹了一口气。我问他为什么叹气,他解释道,“目睹这种现象令人伤感。我曾无数次告诉家长,他们因为自身的心理问题而在孩子的感受上投入过多关注。如果一个心理医生告诉你——你需要在孩子身上少花精力的话,你应该知道问题已经很严重了!”
去年十月,在为《纽约时报杂志》撰写的一篇文章中,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妈妈瑞内·巴彻描述了送女儿去美国东北部上大学后她的空虚感。巴彻本来想从其他身为人母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安慰,没想到人家正忙着给孩子的大学宿舍买冰箱,或者冲回家帮助中学生孩子关电脑。于是巴彻也不时去女儿宿舍,找各种借口挑剔女儿的寓友,以帮忙搬家为由待上很久,开始她辩解说是为了女儿好,但最终承认:“人家所说的‘直升机父母’就是我这种人。”
巴彻这样的妈妈并不罕见。莫格尔说,每年开学时,父母们赖在校园里不走,大学管理者不得不动用各种招数“驱赶”新生父母。芝加哥大学在开学典礼结尾时加了一曲风笛演奏——第一曲带领新生到下一个活动场合,第二曲意在把家长从孩子身边赶开。佛蒙特大学聘用了“家长驱逐员”,专门负责把紧跟不放的家长挡在门外。很多学校还指定了非正式的“家长接待院长”,专门对付难缠的成年人。近几年有很多文章探讨为什么那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拒绝长大,但问题往往不在于孩子拒绝分离和个体化,而在于父母阻挠他们这样做。
“被爱和被时时监控之间是有区别的,”丹·肯德隆说。他承认甚至连他自己都在纠结当中。“我马上就变成空巢家长了,”他说。“有时我都想把孩子的大学申请表给烧了,这样我就有人陪伴了。我们的社区比以前小了——我们成年后几乎与世隔绝,更多的人离婚——我们真心想与孩子相处更多时光。我们渴望甚至有赖于他们把我们当成知己,而不是仅仅要他们感念我们。我们每天和孩子互发多条短信,如果错过了短信就会怅然若失。所以当孩子为小事求我们帮忙时,我们不但不生气,反而鼓励他们这样做。”
繁忙的工作加剧了这种现象。“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处20分钟的话,”肯德隆问,“你是想因为他没收拾好房间而跟他拌嘴、让他生气呢,还是一起玩儿个游戏?我们不再给孩子立规矩了,因为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时刻喜欢我们,尽管有时侯让他们受不了我们其实对他们来说更健康。”
肯德隆还观察到,由于我们比祖辈生的孩子更少,每个孩子都变得更加珍贵。与此同时,我们从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——更多陪伴,更多成就,更多幸福,在此过程中,无私(让孩子幸福)与自私(让我们自己高兴)界限越来越模糊。
“我们希望孩子过着我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———做一个幸福的银行家,幸福的外科医生,”巴里·施瓦兹说,尽管那些职业“不一定让人幸福”。至少对于一部分父母来说,如果孩子在沃尔玛当收银员,他们不会那么高兴,哪怕孩子脸上每天都挂着笑容。“他们高兴,但我们不高兴。”施瓦兹说,“尽管我们说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幸福,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们获得幸福,但父母的幸福该终于何处,孩子的幸福该始于何处,我们并不清楚。”
施瓦兹的话令我回忆起和一名夏令营营长的对话。她当时在对我介绍我儿子那个年龄组的活动,当说到篮球、T-ball、足球等时,她飞快地说,“当然都是非竞赛性的,我们不鼓励竞赛。”我忍不住笑起来,竞赛原来是洪水猛兽啊,孩子们避之惟恐不及。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,这是不是家长们化解自己竞争天性的手段呢?
我们采纳的其实是“鱼和熊掌兼得”的态度:既渴望孩子取得高成就,同时又不要他们付出取得那种成就所必须的牺牲和挣扎。
温迪·莫格尔说,在她接触的家长中,有不少人为了孩子能在家庭作业上多花时间,连最基本简单的家务事都不让孩子做。这些家长到底是太放纵了(不用做家务),还是太狠心了(教导孩子好成绩比做一名负责任的家庭成员更重要)?莫格尔和肯德隆同意,无论表面形式如何——偏执于快乐还是偏执于成就——家长的过分投入都是在制造自恋的一代,这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伤害。